鄉村振興的關鍵在集體經濟

“集體經濟”也叫“集體所有制經濟”或“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它是社會主義社會兩大公有制經濟形式之一（另一公有制經濟形式是國有經濟，過去叫全民所有制經濟）。按照生產關系的三大要素，它應該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生產資料歸一部分勞動者共同所有。

第二，“集體經濟”組織內的成員共同勞動或合作經營。

第三，實行按勞分配，至少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

農村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指一種以村莊為主體，村內所有成員為共同者的一種公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一概歸集體所有，其財產往往很難落實到個人，由于產權主體虛擬，產權關系模糊，集體所有制被稱為“二國營”。

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確保新中國建立后快速發展的優勢所在，這是其它實行土地私有制的第三世界國家難以比擬的優勢。1947年印度獨立后，為破除封建土地關系曾進行土地改革，但是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土改沒有能改變封建土地私有制在農村的主導地位，“土改后，廣大農民的貧困化程度不僅沒有減輕，反而長期保留下來”，“使印度在國家現代化之初就面臨著幾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這種由龐大的私有產權關系結織而成的非生產性巨額成本，是未來印度國家低效發展的總根源。” 與印度相比，我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使農業能夠完全斬斷剝削階級的寄生，為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積累，從而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印度所無法企及的成就。正是由于土地集體所有制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壓艙石”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些底線必須堅守，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現階段主要體現為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一體制長期以來是家庭分得過多，集體統得過少，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就鄉村振興而言，現在就是要解決集體統得過少這一問題，以集體經濟的壯大重新發揮出土地集體所有制應有的優勢。

（一）集體經濟有助于解決農業生產成本及效率問題

很多人一提到集體經濟，就想到“大鍋飯”，認為它是沒有效率的代名詞。這是由于過去在“左”的路線影響下，農村沒有按照復合式產業道路發展，而是“以糧為綱，全面砍光”，用單一而片面的產業道路取代了農業的全面發展，以至于給集體經濟蒙上了一層灰。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集體經濟煥發出它本身應有的光彩，是切實可行的。

1. 土地流轉未必有利于私人資本

在實踐中，土地多是向大戶或公司流轉，向集體流轉的不多，這似乎也符合一些人對土地流轉的期待：就是應該由私人來流轉土地，流轉給集體就是走計劃經濟老路。但土地流轉未必有利于私人資本，在實踐中卻產生了超出預料的問題：絕大多數流轉戶或公司并沒有像預想中的那樣因為開展了“集約化經營”就解決了農業的低產值和市場風險大的問題。反而許多流轉戶虧本甚至傾家蕩產，出現了“毀約棄耕”的現象。

然而在總結失敗原因的時候，社會上卻有一些不甚客觀、自相矛盾的看法，主要有：一是怪罪“沒有合理規劃、布局，到處都在盲目搞流轉土地”；二是怪“國家給予農業的政策優惠和資金幫扶，流轉大戶大多沒有享受到”；三；是抱怨“響應政府號召進行土地流轉”直到“賠光了家產，失去了工作”；四是抱怨土地成本太高，“種糧大戶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等等。

我們逐一進行分析，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一章第十條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既然是個體間而非政府規定下的土地自愿流轉，政府就很難對土地流轉進行具體的規劃，或者說即使是進行了規劃布局，也不能強迫流轉戶去執行，因此怪罪政府對流轉土地沒有“合理”規劃布局就牽強了。不能因為流轉戶沒有賺到錢就說這是因為“盲目流轉土地”，所謂“不盲目”流轉是不是意味著流轉土地得有政府指標才行呢？這豈不是與“三權分置”和自愿流轉原則相違背？農業損益與市場風險是難解難分的，在各自為戰的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中，“合理的”規劃也不能解決市場運行出現的風險問題，因此，干農業要承擔的市場風險是流轉土地者首先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次，抱怨流轉大戶沒有享受到農業的政策優惠和資金幫持。這可能是少數沒按國家政策執行的地區的情況，把它上升為土地流轉失敗的普遍原因并不能成立。我國對農業的扶持力度是很大，普通農戶尚且能享受政策和補貼，種植大戶也同樣能享受，并且這些補貼不受戶籍、地區限制。

“近年來，中央一直都在強調，要在保證普惠制補貼不取消、不削減的基礎上，新增補貼資金特別是關鍵生產環節補貼和技術應用推廣服務補貼資金，重點用于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真正發揮補貼資金對糧食生產的激勵作用。這方面，一定要繼續堅持，并不斷加大傾斜的力度。”而且在實踐中，地方政府一般對種、養殖大戶有許多優惠政策，又引起普通農戶的不滿和議論，可見，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評價，我們要根據事實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此外，一些人對補貼存在誤解。一些補貼是采取市場的方式來進行，比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等；一些補貼是用于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類似這些補貼，不會直接發到農業生產者的手中，但是大家都能間接地享受到。此外，大量的補貼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有些補貼還得自己申請才能得到，不是坐在家中都能拿到的。因此，出現特殊情況需要進行分析，不要當作普遍現象而作出結論。

第三，因為土地流轉“賠光了家產，失去了工作”的，確實值得同情，因為市場是無情的，但失敗了抱怨“響應政府號召進行土地流轉”，就有點牽強了，因為土地流轉首先是私人投資行為，是個人或公司低估了市場風險，高估了贏利的可能性。譬如2014年以前糧價較高，吸引了不少資本下鄉做糧食生意，但糧價下跌時又損失慘重。某老板于2014年在山東某地流轉土地8749畝用于種植小麥、玉米兩季作物，流轉期限為10年，但3年過去，老板將土地退回給農民并說自己“因糧價過低賠了1600萬元”。

最后，抱怨土地成本太高，“種糧大戶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這種說法是忽略了農業長期以來贏利就十分困難的情況，或是忽視了農業市場風險很高的現實，將失敗歸咎于土地成本。有可能許多流轉大戶是從第二或第三產業轉向農業的，他們在之前的行業里積累了一定的資本，也習慣于用這些行業的眼光來衡量農業，沒想到農業的利潤如此之低，超出了其預期，于是抱怨利潤空間被土地成本擠壓。事實上，農民在不交納農業稅之后就是沒有土地成本地在經營農業，但是，他們都很難通過農業致富，甚至如果不外出打工，都很難解決生計問題。因此，即使土地流轉成本降到零，農業仍然是很難賺到錢的行業。這個難題必須通過一系列社會系統工程才有希望解決。

土地流轉給私人資本至今就已經出現相當多的“毀約棄耕”現象，如果再以向資本流轉土地為主，長期下去對我國糧食安全埋下的隱患將不言而喻。倒不如我們“不盲目”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推動土地流轉向集體，為消滅集體經濟空殼村、建立集體經濟而打下基礎。

2.集體經營通過“結合勞動”和“協作”提高農村生產力

“缺勞力”是目前農民致貧的十大原因之一。當農戶是自給自足的小經濟體的時候，必然會過度依賴自己及家人的勞動，一旦出現勞動力不足問題難免陷入生存困境。而當農民個體進入集體經濟后，不管他家里有多少人口，都不會影響到整個經濟體的運營，因為集體的勞動力可以彌補個體勞動力的不足。

正如現代工廠早就超越了一家一戶的手工作坊，把工人集中起來勞動，才能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一樣，農村要提高生產力，也必然也要通過“結合勞動”或“協作”。當然，這種協作可以由資本來主導，但若是如此的話，農民只能領取沒有社會福利的低廉工資，享受不了利潤分紅，沒有發展前途，農民沒有干勁。

如果土地流轉給村集體，能從如下幾方面提高生產力：

一是土地由集體統一規劃布局，打破條塊分割，無論是水利設施還是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不再會因個體利益而糾紛四起，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力；

二是各家各戶從個體勞動中解放出來，村集體根據勞動需要合理分配勞動力和資源，解決過去因分散經營出現的“缺勞力”、“缺技術”和“缺資金”現象；

三是集體經營又不排斥個體的特長，農民能夠根據特長和興趣選擇自己從事的工作，實現主觀選擇權，在集體的框架下“分散經營”，譬如塘約村就組建不同的生產隊或企業，在基礎工資之上領取“多勞多得”的報酬，避開了“吃大鍋飯”的弊端，真正體現“雙層經營”的優勢；四是將土地集中起來由村民集體耕作使用，不僅能夠節約生產資料而且還能創造出極大地優于個體生產力的集體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不是簡單的個人勞動的集合，它能突破“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資”的雇傭勞動的界限：勞動者不僅在勞動時間內充分發揮出積極性，還會在農忙時進行義務勞動作為補充，使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

另一方面，“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土地，更離不開村民的勞動，與資本主導下的分配格局不同，在實行集體經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完全是留在村子內部，沒有被資本拿走，也沒有造成村莊內的兩極分化。

我們塘約村了解到，村集體經濟的收益分配比例是村民40%、集體合作社30%、村集體30%。在距離塘約村不遠的、同樣實行村集體經濟的安順市西秀區大壩村的分配結構是這樣的：“50%分給農戶，35%用于支付購買原料和人工費等開銷，15%為合作社的公積金，用以發展村集體經濟。部分農戶負責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們除了50%的分紅收益之外，還可以獲得每株12元的管理費”。

此外，土地流轉給村集體村民仍可以收取流轉費用，這種分配結構與資本主導下的分配最大的不同就是無論是勞動還是土地產生的財富都被集體及內部的個體分享了。這樣，“三變”改革：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就在這兩個村成為了現實，農民同時擁有勞動者和“股東”的身份，大大提高勞動積極性和主動性，最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二）集體經濟有“造血”功能

精準扶貧除了首先要“輸血”，即有國家政策扶助貧困人口，解決基本生存需要而外，接著就要“造血”，即要引導和扶持貧困戶、貧困村發展產業，這樣才有脫離貧困走向富裕的可能。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將土地等生產資料和小農結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是“造血”最有效率的路徑。

農村貧困的一大主因是缺資金，國家多方組織扶貧資金下鄉就是要解決這個難題。在各地調研中，我們發現，國家的扶貧力度越大，但若沒有能夠將村民有效組織起來的基層黨組織，農村就越是無力承擔起這些項目及其資金，出現所謂“虛不受補”的現象。

首先，雖然許多村兩委認識到只有發展和壯大集體經濟才能夠將渙散的村民凝聚到一起，但他們卻缺少承接國家扶貧投入的能力。過去，我們尚有基層農技站、農機站等作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從宏觀到微觀之間進行物質和技術轉化的中介力量，現在這些機構都已經式微，廣大農村只能尋求集管理、技術和人才于一體的企業來作為承接的一方，希冀企業將這巨大的物質力量轉化為生產力。那么，作為中介一方的企業（絕大部分是私人企業）當然要從中賺取豐厚的“傭金”。

其次，村兩委一般都希望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但他們很少能意識到集體經濟的關鍵在于土地的集體經營，因此他們通常是在“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中，把大量的土地流轉給公司/合作社，農戶的角色就是提供土地和勞動力，獲取土地流轉費和勞務收入。 譬如，截止2017年10月，A村已經有60%的土地流轉到各種合作社，它們雖然稱之為“合作社”，但并不是集體性質的，而是股份合作制性質，農民是以戶為單位將土地流轉給承包方，因此在合作社中，農戶的經濟地位仍然是相對弱勢的。如在A村溫室大棚項目中，農戶有的提供土地進行流轉，有的提供勞動力。通常是貧困戶優先獲得工作機會，每天的工資約為80元左右，沒有工作的時候沒有收入。

又如A村226戶貧困戶以最低438元作為入社資金全部納入某農業生態發展專業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金、勞務收入和社員分紅，貧困戶戶均年增收2000元（也就是說這三類收入來源每月每戶合計約為不到200元）。這樣看來，在這些模式下，無論是勞務收入、流轉費用還是“紅利”都很難使貧困戶穩定脫貧，更難致富。

再次，由于懼怕扶貧資金使用失敗無法償還，許多貧困戶甚至不敢申請助貧貸款。但是面對優厚的扶貧資金，村里又不忍放棄，便動員貧困戶申請貸款，然后將資金集中起來使用?，F在各地紛紛出現了用助貧貸款投入到社會資本中尋求回報的做法，并被當作發展經濟的好路子推廣。

通常是以“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將農戶的資金和貧困戶從銀行獲得的助貧貸款以“入股”的形式組建合作社與公司合作。在這種模式下，農戶可以在除流轉費和勞務費之外獲取股份“紅利”。如在A村村兩委的主持下，167戶貧困戶的“惠農脫貧貸”1670萬元全部入股某公司開展花卉苗木產業，2017年分紅資金合計為83.5萬元，每戶享受5000元分紅。

我們知道自2013年以來，國內金融界出現了“錢荒”，貸款額度緊張、新增貸款難批，在這種形勢下，“小額貸款”公司遍地開花，貸款利率一度攀升到了令咂舌的程度，民間高利貸暗流涌動。

扶貧貸款是政府貼息的，對于貧困戶來講是無息貸款，每筆貸款雖然對于一戶來講不算大，但是將許多貧困戶的貸款集中也是一筆巨款，譬如A村這筆1670萬元的貸款，它當然不能用于再貸款，但是企業能夠使用這筆資金就相當于間接拿到了“貸款”，而且成本低廉，一年的利息僅為83.5萬元。

相當于是國家補貼了企業，而且企業還能得到與項目相關的其它扶貧補貼。對于貧困戶來說，扶貧貸款只是暫時使家里每年多了5000元收入，三年貸款時間一到，這筆收入就沒有了。對于國家來說，扶貧最后“扶”的是企業，村子和村民不是受益最大者：

一是167戶貧困戶雖“擁有”1670萬扶貧貸款，但是，他們沒有集體企業，即沒有能使用這筆貸款的集體企業，所以，最現實的辦法就是轉貸給公司。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得到的并不是“分紅”，而只是這筆貸款的利息。可見有無集體企業很關鍵；

二是政府以貼息的方式給農民貸款，但貸款轉借了公司，公司再以“分紅”的形式轉給農戶一定的利息。到期貸款收回，農民并沒增加什么資產，也就不會再分到什么。

三是公司相當于間接取得“無息貸款”，幾乎是白使用，因為利息是政府補貼的。而企業的經營利潤被公司幾乎全部占有了，農民得到的“分紅”實際只是政府的貸款貼息。

這個案例涉及了政府、銀行、企業和農民等多方角色，就是缺少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身影，但正是由于缺少了后者，農民得到的扶助只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扶貧項目與資金沒有轉化為“造血”功能。

同樣是在貴州，與與A村資源稟賦相差無幾的塘約村在土地流轉給集體經營后，產生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塘約村在2014年以前還是省級二類貧困村，人均收入只有全省農村平均水平的70%，30%以上耕地撂荒，人人爭當低保戶、戶戶爭要救濟糧。2014年夏，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把塘約村沖成了赤貧村。

塘約村的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在學習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后，了解到農民土地可以流轉給私人也可以流轉給村集體。在他的帶領下，村里成立了土地流轉中心，村干部一家一戶做工作，說服大家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村集體，形成了“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格局。

在充分利用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的基礎上，塘約村發揮主觀能動性，組織村民成立農業生產隊、運輸公司、建筑公司、勞務輸出公司等經營實體，從2014年到2016年，不到兩年時間，塘約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從不足4000元躍升的1003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從省級二類貧困村轉變為“小康示范村”。

塘約村崛起的關鍵就是集體經濟組織使其可以成為承接扶貧項目和資金的主體，不再把利潤交給外來戶，集體有了積累就可以走上三產融合、多種經營的道路。

令人驚訝的是，貴州這個省不止塘約一個村通過發展集體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距離塘約村不遠的大壩村也是通過走集體經濟道路實現了從省級二類貧困村到省級小康示范村的轉變，大壩村比塘約村早兩年走集體經濟道路，從2012年到2017年，五年間大壩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達到了12000元，村集體經濟收入達4000萬元，成為“黔中華西村”。

同樣接收國家的扶貧項目和資金，在有效組織起集體經濟的塘約村，政府的扶貧項目和資金是“錦上添花”，能起到極大的“造血”作用，而A村至今還是依賴外來力量的幫扶，是“被扶貧”的對象，村民及村集體的經濟狀況沒有本質改變，一旦外來支援減少或消失，則極易返貧。

塘約村則成功地完成了外來資源向內生動力的轉變，從“被扶貧”的客體成為扶貧主體——自己能夠生產和創造財富，“造血”功能趨于完善，走上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兩相對比使得人不得不信服，只有有信念、敢擔當的農村黨委基層組織帶領村民走集體經濟道路，才能從內而外煥發內生動力，才能從不可能中創造出奇跡來。

（三）集體經濟助力農村社會治理

目前，中國農村的社會治理出現了很多問題，譬如養老無著、人情負擔重和留守兒童等等嚴峻問題。千百年來，中國農民一直秉持“養兒防老”的觀念，在時代變遷的背景下，由于傳統家庭的解體，很多農村老年人在失去了勞動能力之后，兒孫不贍養或敷衍贍養，老年人不僅經濟困頓，而且缺少親情慰藉，“養兒難防老”下的失落使他們萌發了輕生的觀念，這使中國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逐漸升高，這一現象甚至受到了國外媒體的關注，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深入研究。有研究表明，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問題。

“禮尚往來”成為農民負債的原因之一。這些年來，農村請客送禮之風愈演愈烈，從傳統的婚喪嫁娶到“升學宴”、“喬遷宴”發展到“母豬下崽”、“又建一層樓”等等匪夷所思的理由，請客名目繁多，你來我往，生怕自己吃虧收不回禮金。

塘約村村委會曾經估算，在他們這個人口3000出頭的村，2014年一年送禮請客的各項消費竟可高達5～8千萬元！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到酒席上。一些拿低保的貧困戶，一年竟然要舉債送掉超過1萬4千元禮金！農村極其有限的物質財富被用于辦酒席這種非生產性支出，這樣還能有什么資金啟動生產呢？農業收入低，但人情支出高，青壯年必須外出打工，空巢老人無人贍養，兒童無人教養，已成為一大社會問題。

塘約村集體經濟建立起來后，90%以上外出打工的人都回到村里，村里根據他們的特長組建農業、運輸、建設等各個專業工作隊，這樣村民可以就近就業按月領工資，成為“新農人”，也解決了困擾村里多年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為鄉村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集體經濟有了基礎，村委會有了威信，組織村民自治就有了基礎，村民大會討論通過了“紅九條”，意思是有九種行徑都是不能踩的紅線，包括“不孝順父母，不奉養父母”、“不管教未成年子女”、“不得參與除婚喪嫁娶外任何酒席的請客和送禮”等等，踩了紅線就要進入為期三個月的“黑名單”，在此期間內，“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支兩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直至考察合格，取消“黑名單”管理為止。

塘約不準鋪張浪費，但村民的紅白喜事也得辦，村里專門成立了紅白理事會，以成本價為村民服務，村民從此不再為人情負債了。塘約村的面貌煥然一新，正如我們在塘約村“參觀簿”上看到一位陜西參觀者寫下的一句話：“集體經濟蕩滌民風，美麗鄉村，三產結合，農旅發展，持續推進，值得借鑒”。

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萬峰林街道辦納錄村。這個村人均僅0.57畝地，在2008年前，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僅2100元。2008年，新一屆村“兩委”班子上任后積極發展集體經濟，并抓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機會，由納錄村村委會將村民的承包土地集中流轉過來統一經營，使村莊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據村委會介紹，2019年納錄村人均純收入已突破2萬元。2018年8月，課題組在納錄村看到，這個村除免費為全村328余名60歲以上老年人每天提供兩頓正餐外，還建立了日間照料中心“幸福院”讓老年人在里面洗澡、休閑健身、文化娛樂，不僅解決了農村老年人養老難的問題，還解決了老年人晚年孤寂的心理問題，讓年輕人放心工作。

據村委支書羅洪興介紹，老人就餐費用和“幸福院”的經費一年就要100多萬，這些錢不是慈善家捐助的，而是納錄村集體經濟的投入。從實踐來看，塘約村和納錄村已經初步達到了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目前，呼吁應該給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發“退休金”的聲音不少，譬如全國政協委員張亞忠在2018年3月兩會期間提出，農民作為第一產業的從事者，應當與其他行業一樣有退休或轉業，應給其發放退休轉業補貼。補貼的來源是中央財政、省財政、市財政各承擔50%、25%、25%。這樣的想法十分可貴，但在現實中執行難度很大，在國家財政壓力巨大，地方債普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要實現這種美好的愿景可能還需待以時日。

但有一種情況能夠盡快地實現老年人的贍養問題－－如果我們每個村都能有集體經濟，即便不是特別富裕，就像納錄村那樣只是提供老年人的一天的正餐和簡單照料，那么，我們的各級政府還要承擔這么多的財政支出嗎？因此，由村集體來承擔村民養老的主要責任是最現實的，還減少了國家補貼的重重審批、發放、監督等成本，利國利民。此外，有村集體作為村民的養老的堅實后盾，年輕的村民會覺得老有所養，會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村莊的建設和發展中來。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只要人們齊心協力地去做一件事，就有了成功的希望。這也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人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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